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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为资本主义开一剂良方——《礼物》的意义（礼物）书评

文章出处：发表时间：2021-02-23 15:49:49 【大中小】

自从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财富和资本担任起了时代的核心主题，与之相应的是“经济学”成为了一种被赋予支配人类社会的“科学”力量的知识。
在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那段时期，英国带头所采取的重商主义，一方面带有新时代的强烈特征，即始终围绕着获取更多利润这个资本主义核心逻辑；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旧时代的印记，即国家深入地控制着整个经济过程。
这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思想本身内涵着自我否定的因素，因此当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的思想便诞生，重商主义则成为了孕育新思想的母体。
这个新思想便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影响至今的重要观点：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有其规律，应当放任其自由发展，这样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收益。
政府的管控则是不必要的，它反而会将事情越办越糟。
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逐渐默认了以下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个体是必然追逐自身利益的“理性人”，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计算并最大化收益；经济是社会中独立的一块领域，而且在社会中占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应当最小化，让其自由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真正的“经济”，前资本主义时代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真正的”经济。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发现，尽管经济增长到了一个辉煌的程度，但早期人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美好社会并没有到来，反而还诞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由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主题。
其中最瞩目的当属马克思，而沿着人类学知识的莫斯则走出了另一条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

莫斯的路径是解读市场交易的本质。
莫斯认为，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市场是普遍存在于各个人类社会之中的，只不过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和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礼物经济”，它是一种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包含道德和政治因素的经济。
实际上，这种“礼物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主旋律，当代统治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反而只是一种欧洲人晚近的发明。
作为一种不同于商品经济的交换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定契约；二他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经济上有用的东西，而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其中市场只是种种交换的时机之一，市场上的财富的流通不过是远为广泛、远为长久的契约中的一项而已；三、这些呈献与回献尽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严格的义务，但它们却往往透过馈赠礼物这样自愿的形式来完成。
莫斯也将这中交换称为“总体呈献体系”。
“呈献”一词在法文中是“prestation”，它的基本含义是“提供、给予”，但它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
在法律上它可以指义务性的补偿，可以指政府发放的补助或津贴，可以指属臣提供给领主的贡赋，新郎给女方家庭提供的财务和劳动，甚至可以指艺术家和演说家在公众面前的表演，还延申出宣誓和表示忠诚的含义。
因此，这个词可以看作是一个兼有该词的种种含义的术语，体现了赠礼作为一种“总体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意义。

莫斯认为，古式社会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而不是某种契约。
这种义务是如何生成的呢？莫斯在此处借用了毛利人的礼物之灵“豪”的概念。
“豪”本身指的是事物中的灵力，尤其是丛林及林中猎物的灵力。
送出的礼物之中附有“豪”，它始终想回到最初的赠予者身上，如果没能通过回礼等形式让“豪”回归，那么“豪”就会给它的受赠者带来厄运。
也就是说，在被接受和被交换的礼物中，导致回礼义务的，是接受者所收到的某种灵活而不凝滞的东西，即使礼物已被送出，这种东西却仍然属于送礼者。
由于有它，受礼者就要承担责任，也正是通过它，物主便能控制盗窃者。
由此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一是由物产生的司法关联背后的本质是灵魂的关联，因为事物本身即有灵魂；二是在礼物交换体系中，赠出的物品实际上是赠予人灵魂或精神的一部分，受赠者的回赠则是将原主人的这部分灵魂或精神归还。

物之力“豪”确立了回报的义务，结盟的社会需求则确立了给予和接受的义务。
拒绝接受和拒绝赠予意味着拒绝联盟和共享，进一步地会被视为宣战。
对于已经有某种联盟关系的两个群体，例如两个姻亲家族来说，给予更是一种必须践行的义务，否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断裂。

礼物交换不是一种功利性导向的交换，它其中更多包含的是道德的诉求。
在美拉尼西亚的库拉贸易圈中，贵重的宝物联系起了不同地方的岛民，跨越地域的声望、荣誉和人际关系得以建立。
经常用更好的瓦古阿（库拉贸易中的宝物）回赠库拉伙伴的人，会赢得更好的声望和道德评价；反之试图用金瓦利模式（即追求在交换中占上风的以物易物）交换瓦古阿的，则会被人不齿。
西北美洲的夸富宴更是与功利主义反其道而行，夸富宴的主人通过大量地赠予甚至是公开销毁财物来展示自己的富足和慷慨，从而赢得地区内的声望，并且用这个声望压倒他的对手。

莫斯认为，这种包含道德诉求的礼物经济之所以没有发展为商品经济，是因为这些社会并没有将人与物截然分开，也没有将与物相关的权利抽象化。
但对于即便在古罗马时期就一定程度上这样做的欧洲，实际上道德诉求还是多多少少被包含在物的交换中。
在莫斯看来，古罗马的“nexum”法中的抵押物就是一种礼物经济的残余，而财产交换过程中表现出的仪式性及宗教意味则暗指了物品的物之力，说明即便是在司法厘定了物与人的界限后，某些情况下用于交换的物品依旧像礼物那样携带着原主人的部分灵魂或精神。
接下来对古日耳曼和古印度的有关财物交换的法律的考察，同样也证明了物品流动中物之力和道德诉求的在场。
欧洲资产阶级的祖先们，并没有凭空突然发明出看似好像完全不同的商品经济。
由此莫斯反驳了经济学中认识的断裂——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是不相干的两回事，用包含文化、宗教、伦理等的整体论观点将古式社会的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链接在了一起。

莫斯在此处借题发挥，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试图完全撇清物之力和道德诉求，或者说完全分割人与物的做法，是错误的。
回望历史，人类社会几乎从来都是以礼物经济为物品流动的主要方式；放眼未来，即便身处商品经济社会，人类也不可能完全客体化所有物品。
纯粹追求功利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然带来了重多社会问题：剥削、贫富分化严重、帝国主义殖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等。
因此，礼物经济就有了它值得借鉴的地方，而对礼物经济进行考察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针对他所推导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莫斯开出了他基于礼物经济的药方。
这个药方与马克思追求改变社会本质的共产主义革命不同，它是一个中庸的、资本主义修正的道路。
一方面，他呼吁政府应当一定程度上介入经济，为普通劳动者让与更多福利（相当于政府对付出劳动的劳动者的回礼）；另一方面，他强调维护私人所有权和个人利益，反对牺牲个人的集体主义（因为让个体付出而没有合理的回报就不会有稳定的交换关系）。
具体来说，他提出了以下建议：一、让富人承担一些公共性的支出；二、社会应当对个人负起更多责任，在生活、健康、教育等方面提供福利；三、立法禁止一些不正当的经济行为，例如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等；四、个体必须劳动，同时个人利益必须被保护。

除了经济层面，莫斯从总体呈献体系中提取的道德药方还被设想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
按照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假设，两个人或两个群体相遇，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他们会本能地陷入猜忌和争斗。
但如果引入礼物经济，使双方有规律地互相进行总体呈献，那么猜忌和争斗的情感就会被物之力所制约，和平的意愿会胜过暴力的行动，联盟、赠礼和贸易会取代战争、隔绝与萧条。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在内部矛盾达到顶峰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路线与莫斯的建议基本上是吻合的。
这段时间里，古典自由主义被抛弃，有关经济的法律逐渐完善，福利国家普遍建立，一厢情愿的“理性人”假设逐渐被淘汰等，这些变化证明了莫斯的思想的正确性。
在人类学领域，莫斯的理论同样熠熠生光。
经济人类学建立在卡尔·波兰尼的“脱嵌”理论之上，而莫斯的研究则是描述当代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分割开的“脱嵌”理论的先驱。
实际上，因为礼物经济根本上是对人与物以及基于物的人与人关系的研究，所以此后人类学中任何有关经济、物品、人与物的探索都离不开莫斯的影子。
可以说，《礼物》是任何一个踏入人类学领域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一本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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